据昨晚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山东菜农从寿光拉菜进京卖，一斤蔬菜从寿光到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平均费用约为0.5元，其中两级批发市场的收费被指“坐地收钱”。
批发费用、运费、进场费、卸车费、包装费……蔬菜从寿光运抵北京每斤成本净长0.5元。
山东省寿光市金民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金民告诉央视记者，在双村收购圆茄子、青椒等20多个蔬菜品种、6.5万斤左右，菜钱值15万-16万元，发往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周金民说，该合作社每天会向北京新发地发一到两车菜。出发前，他们要付给当地蔬菜市场一笔管理费用，多年来的行规为0.02元/斤。
记者以从双村收购的圆茄子和圆青椒两个蔬菜品种作为样本调查蔬菜的流通成本。圆茄子的平均收购价格是每斤1.89元，圆辣椒的平均收购价格是每斤1.52元。这期间，蔬菜的包装费为0.2元/斤，从地头到装车的小货车运费和人工费平均0.15元/斤。
周金民的运输车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北门进入，司机师傅交了1000元的进场费，最多的时候一车菜要交1500元左右进场费。
最终，这车菜中的圆茄子的批发出去的价格大概是2元到2.1元之间，而圆辣椒的批发价在1.7元每斤。央视记者计算发现，从寿光到新发地批发市场的运费是3400元，新发地市场进场费1000元，这两项费用合每斤菜0.07元的成本，再加上新发地市场这头每斤0.08元的卸车费，加上在寿光时包装、装车等每斤0.35元的费用，一斤蔬菜从寿光到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平均费用大约为0.5元。
如此计算，圆茄子收购价1.89元每斤，到新发地后每斤2.39元批发出去才能保本，圆青椒每斤2.02元批发出去才能保本。但事实上，这两种蔬菜在今年10月24日的批发价格都低于成本价。该合作社的负责人表示，这一车菜20多个品种，有的菜亏钱，有的菜能赚钱，但总体上算，这次这车菜是亏损的。
进门费、出门费、摊位费……在新发地市场售菜成本进一步加大。
央视记者又与一辆装有6.5万斤蔬菜的货车进入新发地，当时缴纳1000元的进门费，平均到每斤蔬菜是0.015元，如果出门费还是按照这个标准算的话，一斤蔬菜新发地要收去3分钱。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新发地每天的蔬菜吞吐量是1.5万吨，按照这个量计算，仅仅蔬菜这一项新发地市场每天收取的费用大约为90万元，一年就是3亿多。
央视记者还发现，新发地市场不仅蔬菜进出都要收钱，一些蔬菜批发摊位收费也是高得惊人。这里的摊位一般都在20平方米左右，最低的每年5万元一个摊位，最高的一年接近30万元。以土豆摊为例，在新发地批发市场费用最高的一个摊位招标费加上摊位费一年27万3千，按照摊主提供的数据平均一天卖12000斤算，分摊到每斤土豆上6分钱，再加上进场出场每斤3分钱，一斤土豆，新发地就要向全北京城消费者强收9分钱的费用。
【专家观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邬跃：由于流通环节过多到餐桌上的菜价已经经过层层加价
确实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问题就是中间环节过多，链条过长，虽然从地价收购上来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但真正到了消费者的餐桌之后已经变的一倍，或者两倍，甚至还要高于三倍的。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中间环节过多，因为我们生产的小规模化，中间环节的小规模化，非组织化，造成了每一级都在加价。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不是说它加价加的非常高，每一个人他实际加价都不是很高，但是由于流通环节过多，使得到最终的价格上都变成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
其实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通组织规模太小，规模组织太小的话，它组织农产品的量就不会太大。中国13亿人口需要大量的生产这种消费，那么中间它需要很多流通组织要做的话，环节越多，流通组织越小，最终加价的次数就会越多。比如说白菜主要在山东来生产，那么山东生产下来这些白菜，因为每家农户土地少则几分地，多则几十亩，它都不具备大规模的组织流通的能力，那么它生产出或种植出来的白菜是通过一些中间商，首先从地头收购过来，那么收购过来，如果山东的蔬菜基本上是送到了寿光的批发市场，那么山东的人口不能完全把所有的山东蔬菜都消费掉，要全国去发送，那基本上是从山东寿光的批发市场通过中间商，通过物流商送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通过新发地市场众多的小规模的批发商，零售商，再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通过这个环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简单的说是从地头到批发商，再到大批发市场，再到二级批发市场，再到中间的一些，还有一些零散的零售市场，但实际上这里面还包括着众多中小的这些批发商在里面，那么一个白菜可能出来几分钱，那么经过这么多环节，每一层环节只加价10%的话，假设只走了10次的话，那我想最终就已经超过一倍以上的价格。
除了流通组织之外，也是因为我们生产的小规模化。我举个例子，西红柿一般在市场上买大概3块钱，但真正产地里卖的价格只有8毛钱，8毛钱的西红柿通过中间商从产地先运到寿光，或者运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最终大概每斤只加到3毛钱，也就是变到了1块1，但实际上这里面它的利润就1毛钱，2毛钱都是物流的一些成本，包括油费、进场费等等这些。它1块1之后再卖给下一个中间商，比如说一批从山东运过来的西红柿，运过来假设是18000斤，那么实际上由于流通组织小规模化，18000斤不可能被一个经销商全部销掉，那么由一大堆的经销商把18000斤给它消费掉，一般的一个经销商大概也就要五六百斤，那么这五百多斤的西红柿在第二个经销商买走之后，它可能再加一部分价，比如加的很小一部分价，加10%，加20%，比如它卖到1块5，1块6，这还不是最终就能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它中间仍然在通过，比如说我们日常见的一些小商小贩，通过三轮车，或者其它一些交通方式在我们的社区里，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最终的价格就到了3块钱。
张鸿(《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政府给的一些优惠政策很多没法落在实处上
农超对接的这个超也得特别牛，也得有规模，要不然你是500斤怎么跟人家对接，你到寿光去还不如在新发地直接进呢，要不你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呢?所以你也得是特别大，像沃尔玛，物美，可能它们能干，但是可能也只是在一些品类上能干这个事，不是全部都干。
说到公益性，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试图提公益性，而且政策上是有的，比如税费的减免，比如说土地出让的价格，2001年，发改委又强调，国务院也有专门的文件，说必须得在费用上相对来说减少。就拿新发地来说，其实它和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样，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去年721的时候，它会在一些品类上免掉进场费，但那也是企业作贡献，而政府给的那些优惠政策很多并没法落在实处上。比如就一个地区来讲，我的规划上可能会有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把它建成一个农贸批发市场，我给它一些土地的补贴更好，还是盖一个商业的中心更好呢?显然我更倾向于选择后者，而且我这个地方如果建了一个新发地，很多税我是收不到的。我还不如建一个商业的能收税。
袁军宝(新华社记者《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不能让针对农产品市场的优惠政策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
降低这样一个流通费用需要中间商更加的组织化和规模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在政府还需要在农产品市场的公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比如在规划布局方面，现在已经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一直是它们的主要原则。去年，我了解到国家也出台了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内贸“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策仍需要系统化、具体化，并尽快把一些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区域性的大型批发市场如何规划，大型城市需要建几个一级批发市场?几个二级批发市场?土地、税收、金融、用地、用电如何支持?都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为此，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条例，或者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法都需要尽快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只有“有法可依”，具备可操作性，各类优惠政策才不至于成为难以充饥的“画饼”。